摘要：[37] [美]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
而在行动的意义上，其复杂性就远远不止三种价值之间的逻辑顺序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价值问题，更在于四种利益系列之间的通约问题：民众的利益—组织的利益、政党的利益、政治精英集团的利益。
再如2004年《阿富汗宪法》第23条规定，生命是上帝赋予的，是人类的自然权利。胎儿在母体内遭受侵害，即认为其内在生命过程受阻碍，并没有接受自然及创造所赋予之生命机体的健康。
[30]生命首先是指生物生命，即人在生物学或医学上的生命。[3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有学者在分析安乐死时，将病患寻求死亡的权利定位为选择权(Right to choose)，即当病患罹患无可忍受的苦痛时，其固然享有选择（决定）死亡的自由，而当其作出希望安乐死之请求时，其诊疗医生可得于任何时间、因任何理由，拒绝提供此一协助。生命权的主体藉论证而扩张、生命权的内容藉论证而变化、生命权的保护藉论证由以纯生物生命为核心的绝对化模式走向以生物生命为主、精神生命为辅的双轨模式等足以表明此论不虚。目前，伦理上对于自杀主要存在着义务论（deontology）与目的论（teleology）两种观点。
然而，人并不是一个仅可作为工具使用的物件，而是自在的目的。目前生命权固然不能放弃生物生命的判断基准，转而立基于精神生命之上，但在生命权的界定上，在有限范围内吸纳精神生命的标准却深具实益。法治社会形成完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通过法律而公布的，具有长久的稳定性，其秩序的变动必须经过法律上的修法、立法等活动才可以产生，所以其具有程序上的严谨性，不因个人的变动而变更。
正因为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14]（序言），也即通向法庭裁判正义的道路是由多种正当的程序铺就的。[24]Steven Kautz. "Liberty，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he Humanities, 1999, 11:435.[25][45]王振民：《法治：核心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载《法学论坛》，2011(2)。实践中出现的个别地方治安恶化、上访和群体性上访增加、群体性事件包括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上升等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在我国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三是维护市场的合理预期。在法治社会，人们都应学会按照规矩来行事，每个人行使权利时都要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得侵害他人的权利。
[26]（P154）这就精辟地概括了中国要实行法治的原因。进一步完善执行程序，化解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尽管人治比法治有更悠久的历史，积累的经验也更为丰富，但是，既往的社会治理经验已经使人们达成共识，即法治具有人治所不具有的优越性。这些纠纷不是采用理性的诉讼方式，而是通过上访、群访甚至群体性事件来解决。
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法治，也必须依靠法治。因此，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一票否决制下，各地政府将维稳当做第一要务，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出不计成本。如前所述，在现代中国，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人的个体性大大增强，交易方式日益复杂化，传统的治理手段对人的控制大大弱化，必须通过法治来加强对人的保护和对个人行为的规范。
三、法治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24]，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4]法律至上实际上是要实现规则治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非常形象地说出了其中的道理，即将明确稳定的规则作为规矩来规范国家和公民的行为。
第二，法治使人们能够自由、有尊严的生活。[5]（P199）这是探讨法律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的最早主张。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与法治建设的进步息息相关的。一个守法的公民才是合格的公民。从过去几百年的发展经验来看，这种治理模式总体来看是成功的，它为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支持。二是法治本身是一种控权机制，法律在赋予公权力机关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一并确立了其权力的界限、责任、行使程序。在法治社会，法治一则要求全民参与，制定良法，二则要求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方面，我国的法治不是对西方法治的简单复制，而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符合我国当前的基本经济和社会状况，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我国法治实践成功与否。
为此，应当进一步加强普法和法治教育的力度，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新手段的运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法学教育以及司法考试制度，为国家法治建设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这样，通过富有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就可以有效避免或者缓解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冲击。
[7][11][19][46]卓泽渊主编：《依法治国理论学习读本》，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43]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个转型不仅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
[6]孟狄士：《法律研究概述》，澳门，澳门大学法学院，1998。具体而言：第一，法治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保障。
从执法方面来看，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已经成为行政机关基本的工作规范和目标。[15]程序公正要求当事人在程序上武器对等，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论证和决定都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之后，我国还有很多具体立法工作有待完善，例如，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完善有关社会保障法、对程序法进行必要的修改等。[13]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Path of th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1897,10:457.[14]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离开法治搞民主必然会出现社会的混乱无序，甚至出现无政府的状况，也无法真正实现民主。制定这一战略规划的必要性在于：一方面，通过战略规划可以实现向法治国转型中的社会稳定有序。
为了推进法治建设，我们需要一个战略规划。人们都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权利，而法治则是这种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和实现手段。
第二，法治具有可预期性。[46]（P8）只有在人民主权的思想基础下依法治国，法治才具有正确的目标和方向。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因而，如果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调整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就必然要求行政权的行使要获得法律的授权、受到法律的限制并遵循法定的程序。在此方略指引下，法治已成为我国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并逐渐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看，一些西方法治国家曾将其法治体制移植到亚洲、非洲等殖民地，但从结果来看，并不能说完全获得成功。
在法治社会，法律的形成与颁布，是众人参与的结果，立法的过程可以说是集众人之长，而司法的过程则是职业化、专业化的法官对法律进行适用的过程。从历史上看，法治Rule of law一词形成于13世纪的英国，在著名法官柯克与国王查理二世的争论中，柯克提出了法律是国王的论断[1]（P187），这在实质上触及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即法律至上。
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法治。[18]（P81）二是为了保证公权力自身的廉洁和高效率，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10]（P30）在此意义上，人权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地位象征，而法治只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础上，才能肯定人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法律的存在才具有合目的性。[30]王家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健全法治》，载《求是》，1994(5)。
